经过专家“破案”般的多方找寻、反复比对，30多件残损的敦煌写卷终于缀合为一。这些残卷分别来自中国国家图书馆、天津图书馆、浙江省博物馆以及英国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等6家海内外机构的收藏。
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张涌泉展开这幅拼接后3米多长的写卷，并展示了更多敦煌残卷缀合的成果：曾被认为丢失的一纸得以复位，与原卷“团圆”；曾经笔画不全的残损字也被成功拼合为“完璧”。
一大批拼接缀合后的敦煌写卷，仿佛穿越悠久的时空重新“活”起来，散落世界各地的文明遗存逐步归拢、逐渐清晰，重现原本的风采和模样。
近20年来，张涌泉教授团队坚守敦煌学研究这个冷门绝学领域，在普查摸清敦煌文献“家底”基础上，摸索归纳出一套缀合方法，发现可缀合的敦煌残卷有1.75万号以上，目前已拼接缀合上万号残卷。
“敦煌残卷的缀合是敦煌文献整理研究‘成败利钝之所关’的基础工作之一。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前辈姜亮夫先生就有此明断。”张涌泉深情忆及浙江学人与敦煌学的不解之缘，感佩姜亮夫、蒋礼鸿、郭在贻、项楚等前辈学者的探路引领。“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的约7万号古代写本文献，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结晶，也是丝路文明最宝贵的实物遗存。然而，这些珍贵的文明遗存却大量以残损和分离的状态存在，亟待修复和缀合。”张涌泉说。
但“此事至难，欲成不易”，如姜亮夫先生所言，敦煌卷子往往有一卷损裂为三卷、五卷、十卷之情况，“破裂之碎卷又往往散处各地：或在中土、或于巴黎、或存伦敦、或藏日本，故惟有设法将其收集一处，方可使卷子复原。”
近年来，随着各国藏书机构馆藏敦煌文献基本公布，张涌泉教授团队对全世界已刊布的敦煌文献进行穷尽性调查和数字化整理，为敦煌文献建立数据库，并给其中4000多号未定名残卷作了定名，基本摸清敦煌文献“家底”。有了这一基础，敦煌残卷缀合成为可能。2014年，张涌泉教授团队“敦煌残卷缀合研究”项目获批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2020年，《敦煌残卷缀合总集》课题又入选国家社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团队项目。
他们逐步总结出一套缀合方法：先是“类聚”，把同一种文献或内容相关的文献分类，再把内容直接相连或相邻的写本汇聚在一起；再考察行款书迹，通过比较纸张、书风、行款、字体，比对断痕、文意、正背面内容，确定残卷是否属于同一写本。
过去敦煌文献整理往往只能就所见一件或几件文书钻研，可以做到“探深井”，很难“观全景”。张涌泉说，以往局部的、点式的整理研究就像“挖宝”，缺少整体把握。而经过近些年大规模的缀合工作，拼接缀合上万号残卷，整理研究逐步转向对写本群的研究，不仅纠正了前人在定名、断代、真伪鉴定方面的疏失，还为破解敦煌藏经洞性质之谜提出全新观点。
2025年，项目第一批成果结集为《拼接丝路文明——敦煌残卷缀合研究》出版。汇集更多学术成果的《敦煌残卷缀合总集》也在孕育之中。
更为可贵的是“出成果”与“出人才”相辅相成。张涌泉先后吸收大批学生加入科研团队，指导他们在科研实践中增长才干。“除团队核心成员外，参加本项目的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和本科生已有六七十位，他们毕业后分别到各地院校工作，有的已成长为高校的学术领军人才。”张涌泉说。
近年来AI（人工智能）迅猛发展，也给学术研究带来深刻影响和改变。在浙江大学，吴飞教授带领的AI团队与张涌泉教授团队合作，近几年已在“AI+文献学”“AI+考古学”等领域展开新探索。
张涌泉感慨，迄今为止，他和团队的成果主要靠“人脑”，要一个一个卷子翻阅、比对，要花“笨功夫”，甘坐“冷板凳”。“我们期盼所有公私收藏机构尽快公布所藏敦煌写卷，也期待AI给敦煌学研究插上智慧的翅膀，助力敦煌残卷缀合。”张涌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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